凌晨四點半，天降六月雪，沿山道至大經堂，右側大茶房屋頂早已燃起了熬茶的炊煙。

　　大茶房始建于清康熙28年，內有五口生銅大鍋，其中最大的一口直徑達2.6米，深1.3米。大殿正中放置著3口銅鍋，右側分別挨著墻角一邊一口。平日寺里早課集體誦經時只需要一口鍋熬茶就夠了。茶房角落里茶葉整整齊齊堆放著，有雅安藏茶，有益陽茯茶，還有湖南安化白沙溪茶廠的貢生尖。

熬茶

　　這些茶，都是四方信眾的布施，信眾喜好不一，財力不等，當這些茶進了寺院的茶房，就再也沒有世人眼中那種高低等級的分別了。成規模的寺院，一般有專門的司茶喇嘛，熬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畢竟那面對的是信眾的布施，所以不敢怠慢。

　　茶，在藏區的大規模流行有學者將其歸因于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表面上看不過是一支和親的隊伍，但集結百業工匠逾5000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的從長安出發，那更像是一次帶有援助性質的長途跋涉。唐朝與吐蕃建立的這種往來關系更多的是停留于政權的上層之間，文成公主進藏，確實從生活的很多方面影響了雪域高原上的民眾。但唐宋時期，茶葉在西北及雪域高原依然還屬于社會中上層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真正走向民眾化的普及，還是在元朝時期。

民國時期塔爾寺的佛寺活動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一個統一多民族政權，作為封建王朝，其版圖首次超越了漢唐。這一時期，雪域高原也正式納入了中央版圖。去年在甘肅武威白塔寺，第一次深度接觸“涼州會盟”的內容時，我佩服薩加班智達的智慧，面對闊端背后強悍的武力威懾，選擇了面對現實。從形式上講，他給雪域寫了個函，宣告并入了元帝國。從深遠的意義上來看，至此蒙古人也開始皈依了藏傳佛教。

　　在見闊端的時候，薩加班智達還帶了自己才十歲的侄兒，在政治家眼里，這是一種質子之舉，以此表達誠意。但沒想到的是，后來那個“質子”繼承了薩加班智達的衣缽，并且成為忽必烈的老師，引導忽必烈皈依佛教。他創立了元朝的官方書寫文字，他的名字叫八思巴。13世紀，在大一統的元帝國基礎上，他實施了一次意義深遠的傳教。其后，經過了近三百年的發展，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日漸興盛起來了。

　　于是，以蒙古族為主體的信眾組織發起了規模浩大的布施活動。其中，衛拉特蒙古活動尤為頻繁，規模也十分浩大。少則幾百人，多則上千人，他們趕著牲口，帶著金銀、綢緞以及茶葉長途跋涉而來。到了17世紀前期，草原上的貴族王爺為了表示自己對信仰的虔誠，也開始親自率隊入藏布施。這些入藏的朝圣隊伍，每次抵達目的地之后，完成了所有的宗教儀式，最后都得進行最重要的一項布施活動，那就是熬茶。

　　等清朝再一次完成了大一統之后，中央一直以來都在提防蒙古高原與雪域高原之間的串聯。清廷對這種進藏熬茶學經的行為進行了約束，規定10人以上的隊伍必須要經過駐藏大臣的批準。這個政策讓蒙古草原上的信眾開始采取化整為零的辦法，那種大規模的貴族熬茶活動被削弱了，但是讓民間的自由信仰更加活躍了。雪域高原的寺院茶事，由貴族及上層僧侶開始朝著民眾化的道路發展。

施茶

　　加拿大有一位中國中古宗教史學家James A.Benn教授寫過一本專著，專門講茶與中國的宗教文化史。很顯然，James A.Benn教授的專著里主要敘述的還是中國漢族區的茶與宗教，忽略了草原和雪域高原上茶與宗教的具體細節。五世班禪覲見乾隆的時候，在茶上活生生的演繹了一場封建君王與宗教儀式發生矛盾時的微妙大戲。

　　班禪覲見乾隆，乾隆在承德避暑山莊給他賜茶，此時班禪扮演的是一個藩王的角色，接受皇帝的賞賜。緊接著，他們又移步須彌福壽之廟熬茶，在這個時候，班禪要扮演乾隆宗教導師的角色。但是乾隆為了維護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就選定一位阿哥代替自己去熬茶布施。他自己在整個儀式當中就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旁觀者。這一套流程的設計，是大清禮部與理藩院一同琢磨出來的，既不損害皇權，又不傷及宗教情感。我去年在《安化黑茶：一部在水與火之間沸騰的中國故事》一書中有詳細的敘述。又兩百多年過去了，熬茶的儀式依然在很多成規模的寺院完整的保留著。

　　接近清晨五點半，熬茶的喇嘛開始頻繁的攪動大銅鍋，銅鍋里茶與奶已經融在一起沸騰了很久了。之后，他開始用一個巨大的漏勺濾出茶葉渣。茶葉渣用一個大號的塑料桶裝著，一勺一勺的濾著，待茶葉渣撈得差不多的時候，那個桶也裝滿了。這只是日常里一個早課的茶葉消耗量，塔爾寺的喇嘛每天都會做早課，熬茶也是每天早課的一部分。

　　接近清晨六點正，在大經堂外的喇嘛開始集體移步到大經堂內，不多時一群年輕的喇嘛從大經堂里走出來，徑直走進大茶房，拿著事先準備好的奶茶桶，一桶一桶的端著走進大殿。大殿里的喇嘛們掏出隨身攜帶的茶碗，從大殿里面由內到外，一排一排的給每個人都滿上。這是他們的早餐，也是修行的一部分，通過這樣的儀式，讓喇嘛們給捐贈茶葉的信眾結成福田與施主的關系。一碗茶湯，連接僧俗，溝通天地。